一无所有的人民，因为一无所失，容易走向激进，甚至是诉诸暴力也无所顾忌，最终会成为民主体制的掘墓人而不是维护者。

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推进依法行政仍面临着新的挑战。国务院在深化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过程中，在一些重点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二是普遍提高公务人员的法律素养和法治观念。(二)进一步严格规范文明执法，确保法律的有效实施很多社会矛盾是执法过程中引发的。应当尽快制定重大决策程序条例，科学合理界定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决策权，健全完善决策机制和程序制度。所以，在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过程中，要畅通法定救济渠道，采用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化解社会矛盾。否则的话，政府违法没人管，法院该受理的案件不受理，大量的案件被推至法院门外，老百姓自然就会找别的出路了。

在信息公开制度、问责制度、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方面依法行政有所突破。如果政府不能积极去应对，特别是不能从源头上化解、减少矛盾，那么政府的职责很难说履行得好。法律对人的承认依赖于友爱与成就，缺失二者，所谓的民生与社会福利都是画饼充饥。

就人权表达的是人之为人所具有的资格与正当性时，它是一种具有形而上学属性的道德理念，而权利则不然，它是一国实定法上的规范。为什么我要友爱一个不相干的人。就right既有权利，又有正当性的含义来说，人权在广义上译为人的正当性更为恰当。对于契约作为一种法律观念来说，权利就是契约时代的标语。

然而，这样一种翻译极易引发混淆，日常生活中难免将人权误解为就是某种权利。但霍耐特显然不认为超验的理性言谈有能力克服工具理性，从而担负起构建现实世界法律制度的基础。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对人之为人所具有的资格和正当性来说，就体现为对人之权利的保护。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不可以单纯用劳动关系来概括，也不可过于期待人的理性化能力，而应从承认范式来重新构建。从身份到契约，再从契约到承认，既对传统的身份关系加以承认，又对现代经济关系加以承认，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历史的回归，但又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否定之否定后的扬弃。从人权到法律上的权利，如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一个从道德理念到法律权利的制度转化过程。

来源：《法制日报》2013-04-24第10版 进入专题： 人权 民生 。在这些思潮中，社会批判理论一直没有放弃学术上的努力。需要指出的是，这三种承认互为条件。为此，新时期继续经济建设的同时，民生建设亦提上了议事日程。

之所以将其译为人权，实际上是一种现代话语的表达。进入现代以来，研习法律之人都直接或间接为英国著名的法史学家梅因的名言所激励，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古代法》)。

一般来说，民生就是指民众的基本生存与发展状态。这一目标套用德国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的话，就是为了权利而斗争。

这一成就的典型表现就是巨大的财富积累，但由此也引发了一些问题，仅仅依靠分配正义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无疑，推动民生建设已经开始缓解我国因经济和财富增长过快而产生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当我们说，人权保护乃是为了人成之为人的资格与正当性获得承认时，它就必然包含着民生建设，包含着对人的友爱与扶助。回到当下，我国三十多年来全心全意发展经济，可谓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就是说，梅因所言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在中国当代语境里，就是告别宗法身份走向经济人的过程。可是，推行民生建设能否也算是人权保护的内涵之一呢?显然，如果单纯从契约范式来思考人权保护与民生建设的关系，肯定无法找到出路。

如果从契约这一角度来定义，人权不仅会被狭隘地理解为某种实定法上的权利，而且还是一种利益分配关系。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出台正表明，从身份到契约这样一种范式走到了极致。

为了应对新自由主义，思想界不断地有各种呼唤正义与平等的理论产生出来。因此，任何人谈及人权保护，都要在这三个方面对主体加以承认。

当哈贝马斯看到现代以来启蒙哲学由于囿于单一主体的视角，使得启蒙方案成为理性对日常生活的专制，从而提出了从主体哲学走向主体间哲学的转向，这一理论转向为其学生霍耐特所承续。这种新自由主义秩序最大的特征在于，它将百姓的生活方式压缩为单一的经济独立，新的、微妙的管理与计算等方式以扩大自由的名义不断侵蚀百姓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从身份到契约不仅是一个不断追求的奋斗目标，也是一种现实的写照。实际上，二者之间差别甚大。其中的分配，更确切说是再分配，对应的是矫正正义。当上个世纪90年代，霍耐特为自己的教授资格论文起了一个颇具政治动员力量的标题为承认而斗争的时候，其实正是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如火如荼展开的时代。

人权一词的英文为humanright从经济契约合意不能带来理念意义上的人权，相反会走向主奴关系，已是国际共识。

来源：《法制日报》2013-04-24第10版 进入专题： 人权 民生 。从人权到法律上的权利，如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一个从道德理念到法律权利的制度转化过程。

当哈贝马斯看到现代以来启蒙哲学由于囿于单一主体的视角，使得启蒙方案成为理性对日常生活的专制，从而提出了从主体哲学走向主体间哲学的转向，这一理论转向为其学生霍耐特所承续。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出台正表明，从身份到契约这样一种范式走到了极致。

一言以蔽之，契约理论并不是人权保护的理论基础，而只是人权保护的一个面向而已。人与人之间的承认关系统摄在三个基本的领域之内:友爱、律法与成就，对应这三个领域的承认分别是情感承认、法律承认以及社会承认。实际上，二者之间差别甚大。人权一词的英文为humanright。

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不可以单纯用劳动关系来概括，也不可过于期待人的理性化能力，而应从承认范式来重新构建。因此，任何人谈及人权保护，都要在这三个方面对主体加以承认。

也就是说，梅因所言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在中国当代语境里，就是告别宗法身份走向经济人的过程。但是，契约观念以及经济人对人的单向度的理解，绝非没有问题，一旦对人权的保护仅仅局限到这样一种关系上，法律对人权以及权利保护得越多，财富与利益的初次分配关系就会越被强化，于是走向两极分化，而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并非如追求者所期待的那样，是一个自由平等的关系，而是走向一种经济上的主奴关系。

法律对人的承认依赖于友爱与成就，缺失二者，所谓的民生与社会福利都是画饼充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意味着冷战之后全球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秩序宣告失败。